张潜若先生书法

　　近年因工作关系，我一直致力搜集郡中先贤著作。囿于囊中羞涩，只好是重文本不重版本。版本偏于收藏，非资金雄厚不足以为之；文本则偏重利用，影印重印复印皆可，虽须一定资金投入，尚可勉力而为。所以立下规矩，买书时专选有用的，舍弃贵重的，绕开轰动的（所谓畅销书）。于是，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《张国淦文集》一二三四编，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的必购书目。

　　张国淦，字潜若（乾若），一字仲嘉，号石公，湖北蒲圻（今赤壁市）城关人。1876年7月7日（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六日）生。官历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、教育总长、农商总长、司法总长等要职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受董必武副主席之邀，由范文澜所长聘为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，又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。他既是一位尽心国事、廉洁刚直，并能通权达变，善于排难解纷的政治家；又是一位博学卓识、著述等身、崇尚民族气节的知名学者（杜春和语）。拜读其书，想见其为人、为学、为政，印象难忘，启迪深邃。

　　张潜若先生幼年随父侨居安徽，曾游学豫燕。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与弟国溶一同中举，又二年考取内阁中书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清政府设考察政治馆（后改名“宪政编查馆”），当时他的座师宝熙主持馆务，招他入馆担任馆员。这一时期，他所写的关于辽、吉两省政务的文章，已在《沪报》刊出，论述黑龙江兴革的稿子，则改用“上书”的形式，直接寄给黑龙江将军程德全，得到程的赞赏，由此而入程德全幕府。

　　张先生来到黑龙江，正值东三省实行新政，改将军为巡抚，正式设立行省，急需人才。程德全便委派其为抚院秘书官，帮办对外交涉事宜，并出任黑龙江通志局总纂。然而不到两个月，宪政编查馆就奏调潜若先生回京任该馆统计局员，程德全坚决不放。嗣后，宪政编查馆几次奏调他回京，均因程德全、周树模等力奏清廷，而留下继续任职。嗣后，他共在黑龙江供职三年，先任调查局总办，周树模任巡抚后又任其为财政局会办、交涉局总办。他协助将军、巡抚管理机要事件、襄办各项要政，深为得力。不但办事有根底，练达边情，通晓新政，而且还心细才长，深明计学（统计学），于江省财政尤为熟悉，所有调查情况，统计数据，“条理极详”，精密无误。

　　1911年6月，潜若先生结束了黑龙江将军、巡抚幕中为官生涯，被奏调回京任内阁统计局副局长。武昌首义后，南北议和，袁世凯以唐绍仪为总代表，并从各省在京官员挑选一人为各省代表，他被选为湖北代表。袁世凯攫取大总统职务不久，因看中他的才智和能力，力荐他任国务院秘书长，从此在北洋政府中枢历任要职，为调和袁世凯与黎元洪、袁世凯和段祺瑞的矛盾，对于弥合军阀、官僚之间的矛盾，起到了息事宁人的作用。同时，他在政以贿成、各树奥援的年代里，以一文士周旋于军阀之间，独能洁身自好，从不附和任何派系，持身以不阿为本，处事以国事、大局为重。比如他献策反对袁氏称帝之谋，定计打破张勋复辟之梦，坚拒段氏卖国丧权之举，不为威胁利诱所屈，足为国人称道。

　　潜若先生从政，跟他早年即留心方志学有关。方志学一门，兼历史、地理二科之责，是经世致用之学问基础。张先生对研究历史地理发生兴趣，是在早年就读芜湖中江书院时开始的。当时，桐庐袁爽秋在书院开历史地理，即引发了他研究地方志的兴趣。清末，鉴于内忧外患的形势，为“劝学兴贤”，光绪三十四年（公元1908年），学部要求各组编修乡土志，作为学生的教科书，张国淦的《芜湖乡土志》即成书于此时。此书分设历史、人文、地理三大目，另设建置、实业、宗教、商务等十一门。这是他涉足方志的开始。

　　在黑龙江期间，虽然迁调频仍，兼职较多，公务繁忙，他仍能挤出时间，潜心著述，积极为筹备和参加江省建设事业进行研究考察，提供服务。首先，他将平时所收集的资料“竭月馀之力，分别部居，叙其大概”，编纂成黑龙江的第一部通志《黑龙江志略》。该书分为地理、人种、官制、谘议局、地方自治、财政、军政、外交、教育、巡警、实业、交通、边务、宗教14卷。该书 “只载事实，不羼论议”，略于沿革而今世独详，突出财政、实业等内容，体现了“经世致用”的思想。

　　对于方志编纂，张先生主张应据“地域区划不同，则编制之义例亦异，郡县志以详尽为主，而省志、一统志以简略为尚，然无论何志，皆当以事实为主”。并主张，修志应当有因有创，所谓因，即沿旧志之善，从诸志之长；所谓创，就是增旧志之缺，补旧志之漏，续旧志之无，改旧志之讹。他的学术主张，在《芜湖乡土志》、《黑龙江志略》等著作中得到了体现。

　　在京期间，他留心搜罗地方志书。据他估算，全国所存地方志书在一万二千种左右，他过目其中的九千种。那时，北京琉璃厂来薰阁书铺每收到一部地方志，就往张府送，张氏见好就买下。前前后后收集地方志书近百箱之多。

　　1926年底，张先生离开政坛，潜心治学，一头扎在方志学研究中，每天读书著述经常在十几小时以上。他曾请座师宝熙颜其书房曰“无倦斋”，又命其书斋为“惜秒书屋”，并作《惜秒书屋记》：

　　大禹惜寸阴，陶潜惜分阴。我也何人，今也何世？一日千里，犹不可追；秒阴虽眇，稍纵即逝。上之不为圣贤，下之即同流俗，岌岌乎敢自暇逸乎哉！因牓曰“惜秒书屋”，以自警云。

　　他的主要学术研究，除编著《历代石经考》考以外，主要是中国古方志的收集与研究。他致力于方志学凡四十年，勤恒是守，分秒必争，艰辛倍尝。他考订了全国地方志近万种，从秦汉方志到明清方志，积成稿本三百万字，被时人誉为与清末大史地学家杨守敬所著之《历代舆地图》为“泰华并峙”。其中，从秦汉至宋元的方志考订稿约七十万字，已先行出版，书名《中国古代方志考》。大宗的明清方志考完稿后，张先生交给他后来的助手朱士嘉。“文革”中有一批造反者到朱士嘉处抄走了这部书稿，从此杳无踪影。后来经过彻底查找，方弄清书稿抄走后堆在武汉一所存放抄家物资的房子里，房屋漏水，历年滴漏，书稿完全被水浸成一堆纸浆。“文革”中处理抄家物资时，发现此状，只好用卡车把浸烂的文稿运到造纸厂倒入纸浆池内做造纸原料。张老患有严重的哮喘病，特别畏寒，所以房间从暮秋生炉，一直到初夏还不熄，房内还终年燃着一种曼陀萝花干粉末，借以缓解气喘，才能伏案阅读志书、写定考评。这部二三百万字的全国志书考，老人就是在这样艰困的条件下完成的，刻苦之状，难以言表。一部学者用毕生心血写成的书稿，就此化为乌有。文化大革命之大革文化命，由此可见一端。

　　潜若先生有一句名言：救世先从做人起。抗战时期，平津沦陷，张国淦怕在京被敌伪强行利用，迁入天津英租界，但也难以摆脱纠缠。由于屡拒敌伪拉拢，已引起敌人怀疑，为防不测，遂于1941年春再迁上海法租界以避。但到此不久，就有温宗尧、梁弘志、陈公博、周佛海诸逆找上门来，许以高官厚禄，引诱他加入伪政权。此时，身处敌伪包围之中，更兼穷困潦倒，他只得靠变卖自己珍爱的古籍维持生活，朝夕感愤，痛不欲生。他在《有感》诗中写道：

　　所欠惟一死，偷生六八年；

　　终朝蒙重雾，何日见青天！

　　虽生活困顿，处境艰难，他仍然心无旁骛、笔耕不辍，更没有屈服于日伪的利诱威逼。他自谓：“我不做文天祥、史可法，便当做顾炎武、黄宗羲。”铮铮风骨，真所谓富贵不淫，威武不屈，令人心生敬意。在北平时，老先生听说日人在上海邀唐绍仪组织汉奸政权，时在北平的吴佩孚准备合作，他急赴北平向吴陈述利害，吴意犹不舍，张老正色问吴：“你素以关、岳自命，岳武穆是否站在金人方面，以枪杆向南？”吴始赧然，拍案说：“此时誓不参加！”并告其左右，以后拒见日本人。吴佩孚一生本无甚可取之处，独保全晚节一事为人称道，全得力于张老正言相劝。

　　张潜若先生的书法，以前没有见过。据王振中《忆溥儒先生》（载《中华文史资料文库》）一文称，七七事变前，张国淦及其弟张海若、与傅增湘、周肇祥、郭则澐、俞陛云、溥儒、溥忻、陈云诰、徐鼐霖共十人，互约轮流作东，举行聚餐雅会，每周一次。席间上下古今、琴棋书画，无所不谈。有时饭后兴至，挥笔题诗作画，至夜深始散。

　　原来老先生还参加过这样的聚会。从存世的作品看，张老学的是唐孙过庭的《书谱》。上面这幅字，文字出自《书谱》，书法也可以看作是临摹《书谱》的：

　　（评者又云）子敬之不及逸少，犹逸少之不及钟张。意者以为，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。

　　对比孙氏原作，张老先生的字飘逸婀娜自是不如，劲健刚直则或有过之。他本无意作书家，“一生刻苦，志在不朽”，故用功不在书法，独于方志学苦心孤诣，晚年则专事民初政事的研究，提供北洋政府的第一手资料，计有《北洋从政实录》、《辛亥革命史料》等。

　　1959年1月，张老在北京病逝。病重弥留之际，“犹念念不忘他未完成的著述”（中科院历史三所所撰悼词）。他与顾颉刚先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，1934年，顾先生创办《禹贡》半月刊，次年建立禹贡学会，并编辑《禹贡》半月刊，致力我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和人才培养。当时禹贡学会没有办公用房，作为禹贡学会的同人、董事，张老把自己在北京西四牌楼北首大红罗厂的旧有房舍，及小红罗厂三间新建房舍捐献给禹贡学会使用，还从自己《中国方志考》的积稿中抽出两篇在《禹贡》半月刊上发表，给予热情支持。张老病逝后，周恩来、郭沫若都献了挽词，老友顾颉刚、石荣暲等献了挽联。顾颉刚先生的挽联是：

　　享八旬外高龄，综述目睹亲闻，献近代史宝贵资料，馀绪未完，撒手人间犹有恨；

　　成数百卷伟著，一意广搜博采，开方志学研修门径，遗文不朽，他年朋侣定长珍。

　　2010-08-2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