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之洞“国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教育思想

张之洞（ 1837-1909年），字孝达，直隶南皮（今属河北）人。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，自幼受传统礼教熏陶，16岁考取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，在会试中又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（“探花”）。此后官运显赫，先是作过浙江乡试副考官、湖北、四川学政等教育行政官，后又历任山西巡抚、两广总督、湖广（两湖）总督等地方长官，晚年调到京师，任军机大臣，主管学部事务。

张之洞在多处主持地方政务，都致力于兴学办教育事业。其中既有传统式的书院，如四川经心书院、山西令德堂、广州广雅书院、湖北两湖书院等；更有许多新型学堂，如广东水陆师学堂、湖北武备学堂、商务学堂、自强学堂、江南铁路专门学堂以及湖北师范学堂、南京三江师范学堂等，并大力倡导留学教育。后又将一些书院改造成为新式学堂，开创了使旧教育向新教育转轨的历程。入朝执掌学务后，他主持制定了第一个近代学制系统─“癸卯学制”，又与他人一起，促成了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。他有大量关于教育的论著和奏折，以1898年发表的《劝学篇》影响最大。《劝学篇》分内、外两篇，内篇“务本”，主要谈国学为体，宗旨是“正人心”；外篇“务通”主要谈西学为用，宗旨是“开风”。张之洞系统论述了“国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观点，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。

张之洞所言的国学，是“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中国史事、政书、地图”，即传统的经史之学、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等。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基，是国情的主要体现，是绝对不能放弃和削弱的。张之洞尤其强调作为封建伦理道德核心的“三纲”的地位，他认为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是“五伦之要，百行之源，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，实在于此”。以此坚决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推崇民权和男女平等之说。由此可见，张之洞强调国学为体，目的就是要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框架。

张之洞所言的西学，包括“西政”和“西艺”两部分（有时他还另列“西史”，即西方各国历史）。“西政”有“学校、地理、度支、赋税、武备、律历、劝工、通商”等，即西方各类具体的制度和行政管理措施。“西艺”有“算、绘、矿、医、声、光、化、电”等，即西方各类科学技术。他认为这些新学确有实用之效，“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”，反对守旧派一概将其贬斥为奇技淫巧、异端邪行。但是，引进西学有一个明确的原则界限，就是“果其有益于中国，无损于圣教者”，即不能触犯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。如推崇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“泰西哲学”，则必须坚决抵制，维新派希望仿照资产阶级政体，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也是不能接受的。

由此可见，中体西用区分了二者不同的功能，并将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认可，从而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制度措施的系统引进开辟了道路。但国学与西学的地位仍是不平等的，国学是本体，是基础，西学之用，决不能触犯国学为体。张之洞所主张的国学为体，西学为用的本质，就是在坚持封建专制及伦理纲常的前提下，适当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某些社会管理制度措施，以为我所用。中体西用的观点既维护了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，又提供了适当变革、以解外忧内患的原则措施，因而得到清统治当局及社会政界和思想界多数人士的认同，成为近代新教育制度建立的政策基础。

中体西用在人才培养方面，具体体现在领域上的分工和层次上的递进上。张之洞说：“国学治身心，西学应世事。”也就是说，应该以封建伦理纲常作为个人品德修养的准则，以传统的经史之学作为个人文化修养的根基，再掌握一些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技能，以用于处理实际事务。从学习程序上说，就是“讲西学必先通国学”。张之洞主持修订的构成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的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，在办学宗旨上明确指出：“无论何等学堂，均以忠孝为本，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，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。然后以西学瀹其智识，练其艺能，务期他人成材，各适实用。”可见张之洞在中体西用原则的落实上确是作了认真构思的。在教育领域，西学为用一开始尚不影响国学为体，可以较为充分地引进西方近代学科、课程及制度、措施，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中是起到了促成作用的。